论缅甸困局出路（20240122）
【贤佳】（20240114）文稿《论“镇汉塔”》（https://www.zhengxinfofa.org/9602.html）供阅，愿听您的看法。
【网友乙】 （20240115）“缅甸僧人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历任缅甸领导人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也大多亲近佛教。不论是亲西方的昂山素季还是不服西方的敏昂莱，上位后都经常拜访佛教高僧。为了表明自己虔诚地信仰佛教，即便他们贵为一国元首，见到佛教高僧同样要恭恭敬敬地下跪。”
——我很庆幸中国不是这样的。不仅是表面上的太繁琐了，更多的是宗教足够强大就会左右政治。什么事情宗教一介入，就让本身简单的事变得复杂了。人性中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很容易形成的一种倾向就是，将针对自身的事件上升到是对自己所在的这一类人、一个团体或概念的集合的侮辱，即把更多的人拉下水。表现在现实中可能就是某种普适性的行为被说成是针对宗教或某个种族的不公或暴力，而这种伎俩往往因为极富煽动性，每次还真的有很多不知情的人被拉下水、被利用。这类操作可谓在历史上屡试不爽。
另外，《为什么作为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却要压迫少数民族，把不同民族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标题已经非常有观点引导性，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信的不是真正的佛教，那这个人能被愤怒的人群生吞活剥了。每一股势力和宗派都会声称自己信的是正统的佛教，投入再多的资源争取一个正统之名他们都在所不惜。名字真的很重要，就像在法国，一个奶酪的名字都有原产地命名保护呢。过去古代打仗，也是特别看重师出有名，从而占据道德的高地。
缅甸佛教徒上街游行对抗同盟军的事让我联想到了西藏的僧兵：所有的宗教都标榜和平，然而宗教本身还可以成为一支武装力量。这点是我之前忽视掉的。我记得网上特别有名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位赤脚的缅甸僧人跳起半人多高，飞身踢向全副武装的政府军。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僧兵制度的发展，同时期日本的僧兵制度有何特点》（弦上亮2020-03-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766354322494814
（摘录）｛僧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上来讲就是所有有武装、懂武功的僧人，狭义上来说则指官方允许默认的武僧或者为官方做事的武僧。既然为僧就必然免不了和佛教的关系，但佛教讲究慈悲为怀不可杀生，一定程度上又和僧兵有着天然的冲突性，僧兵制度正是在原则和生存的矛盾中衍生发展。｝
所以宗教似乎是很矛盾的，就像某种药物有某种作用，但是加上了别的药物一起吃，就会有相反的作用了。
“镇汉塔”已经从咱们之前讨论的民族矛盾上升到国家层面了，比较敏感，我还是想用类比和引用的手法最后收束我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西藏，也适用于缅甸和其他地方，这是摘自《喇嘛王朝的覆灭》这本书的导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
【贤佳】您认为这种困局的大概前景怎样？理想、现实出路是什么？
【网友乙】首先我不是社会学方面的专家，我无法给出可行的现实出路，只能找到某位领域内的资深人士给出的解决方案，我把它呈现出来。个人认为，处理这种事情还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学诚法师在《学诚给四众弟子的一封信》中（我不确定这封信的真假）说到：“你们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场骗局的影子，但你们作为骗局的牺牲品，并没有去颠覆骗局的勇气，你们所作的，只是试图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温柔一些——因为这个骗局寄托了你们的梦想与希望，甚至身份与面子。”
所以看来，需要你们教内人士自行刮骨疗伤，需要你们自净。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些普罗大众能做什么，请您明示。愿听您对这种困局的前景和现实出路的看法。
【贤佳】《学诚给四众弟子的一封信》是冒名之作，但有一些提示意义。
缅甸困局集中表现在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社会腐败（如电诈、毒品等盛行），关键根源可能在于“政教合一”制度。“政教合一”制度难免带来强烈的宗教或宗派矛盾，并易在有大部民族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产生强烈民族矛盾，而宗教高层极易被政治制度强力保护的名利恭敬腐蚀，进而“带动”政界、社会腐败。政教合一的中国旧西藏高层黑恶腐败、宗派血斗，国力强盛的元朝极端崇奉西藏密教而快速衰亡，是前车之鉴。
如果关键根源问题在这里，那么出路关键也在这里，即要放弃“政教合一”制度，取消“国教”，国家政策上实行宗教平等、民族平等制度（即使强力平息一时宗教、民族暴乱也是为了维护宗教平等、民族团结，而非排斥、压制乃至驱逐或消灭某宗教、民族）。这有待于缅甸高僧大德引领缅甸佛教界“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佛教的“国教”地位制度所带来的名利恭敬，给政界松绑，也给教界松绑。正如释迦牟尼佛当年舍弃太子及未来当国王的权位而出家修道，并在种姓阶级森严的古印度倡导种姓平等，且包容善待各种外道宗教信徒。这可能很难，但可能是釜底抽薪化解困局的根本出路，否则其他种种努力可能只是扬汤止沸而难根本解决，甚至可能加重困局。
如《（南传）长部经典·大般涅槃经》说：“只要诸比丘不喜俗务、不喜沾染俗务，诸比丘，则应可预期诸比丘之兴盛而非衰亡。……只要诸比丘不怀持邪恶欲望、不陷于邪恶欲望，诸比丘，则应预期诸比丘之兴盛而非衰亡。”（卷第十六）（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N07/N07n0004_016.xml#pN07p0027a0901）
《（南传）律藏·经分别·大分别·波罗夷》说：“僧众尚未历久而庞大时，僧众中尚不生起某一类有漏法。舍利弗！若僧众已历久而庞大时，僧众中当生起某一类有漏法，是时如来为诸弟子，为彼等断诸有漏法，制立学处、教诫波罗提木叉。舍利弗！僧众尚未〔于地域上〕扩展而庞大时，僧众中不生起何等有漏法。舍利弗！僧众已〔于地域上〕扩展而庞大时，僧众中当生起何等有漏法，是时如来当为诸弟子，为彼等断诸有漏法，制立学处、教诫波罗提木叉。舍利弗！僧众尚未得大利养时，僧众中不生起何等有漏法。舍利弗！僧众得利养而庞大时，僧众中当生起何等有漏法，是时如来为诸弟子，为彼等断诸有漏法，制立学处、教诫波罗提木叉。舍利弗！僧众尚未得多闻而庞大时，僧众中不生起何等有漏法。舍利弗！僧众得多闻而庞大时，僧众中当生起何等有漏法，是时如来为诸弟子，为彼等断诸有漏法，制立学处、教诫波罗提木叉。”（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N01/N01n0001_001.xml#pN01p0011a0202）
《四分律》说：“比丘未生有漏法者，以未有名称为⼈所识、多闻、多财业故。若比丘得名称乃至多财业，便生有漏法。”（卷第一）（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T22/T22n1428_001.xml#pT22p0569c1217）
《竹窗二笔·儒佛交非》（〔明〕莲池大师）说：“凡人为恶，有逃宪典于生前，而恐堕地狱于身后，乃改恶修善，是阴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规约束者，畏刑罚而弗敢肆，是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虑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于世者，正在此也。知此，则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也。”（http://cbeta.buddhism.org.hk/xml/J33/J33nB277_013.xml#pJ33p0045a2901）
更多相关文据辨析可参看：
《论佛教戒律与世俗外道和而不同》
https://www.zhengxinfofa.org/9526.html
《辨析对佛教戒律的偏曲误解》
https://www.zhengxinfofa.org/9534.html
（20240116）今天早晨有居士发给我一份相关报道：
《缅甸高僧发声：利用宗教信仰制造矛盾以转移视线是军事独裁者的惯用伎俩》（缅北华人2024-01-15）
https://mp.weixin.qq.com/s/4-MDFJZgHrK18eprDUhqhQ
里面有采访缅甸僧人的视频，供参考。
【网友乙】您说：“这有待于缅甸高僧大德引领缅甸佛教界‘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佛教的‘国教’地位制度所带来的名利恭敬，给政界松绑，也给教界松绑。正如释迦牟尼佛当年舍弃太子及未来当国王的权位而出家修道，并在种姓阶级森严的古印度倡导种姓平等，且包容善待各种外道宗教信徒。这可能很难”，我个人认为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愿望，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首先，个人放弃既得利益，和一个团体乃至阶层放弃既得利益，不是一个概念。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主动放弃了，但是纵观历史，没有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请参看：
《历史启示录：为什么特权阶级宁愿被推翻也不愿割舍自己的利益？》（郴纸说历史2023-12-07）
https://ml.mbd.baidu.com/r/1cOWolKf7tm
（摘录）｛马恩曾言：“掌权者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利益集团为了保卫自身的权益，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改革的开展，甚至倒行逆施，甘愿最后被推翻，也不肯主动放弃自己的权益。｝
所以即使有一两个人放弃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集团马上会有一窝蜂的人抢上来替补他的。您说的“缅甸高僧大德引领缅甸佛教界‘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佛教的‘国教’地位制度所带来的名利恭敬，给政界松绑，也给教界松绑”，不能算化解困局的根本出路，因为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有可能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被称作问题的解决方法。
再说“政教合一”。您说“政教合一”制度难免带来强烈的宗教或宗派矛盾，在这里我有一个思考。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minister，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minister，都是“代理者”，那么，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站位的代理者越多，矛盾和冲突应该越多，但您又说政教合一“易在有大部民族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产生强烈民族矛盾”，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在“政教合一”上？否则无法解释本段中的矛盾。
最后，相比于“政教合一”的解决办法，“去宗教化”这个看似激进的方法，您觉得怎么样？
《无神论者为啥觉得自己比有神论者聪明？》（知乎网2019-08-18）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1013387/answer/793206749?utm_psn=1730497297253924864
既然无宗教信仰者受教育程度高、智商高、犯罪率低，还不强迫其他人认同自己的信仰，那么是否我们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推行“去宗教化”，能让社会更加发达，能更加减少争端，甚至从长远看能更有利于人类进化？您可以说宗教有慰藉心灵等作用，但实际上有些作用不是不能替代。即使某样东西确实有不能替代的点，但要是综合下来弊远大于利，我们也不是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
（P.S.说宗教慰藉心灵，之前我看了是史马还是谁的文章，说某寺招社会人士开了心理咨询这个服务，结果和尚去做完心理咨询都纷纷还俗了，所以那个寺庙就禁止本寺僧人去做心理咨询。也许是个假新闻，但确实宗教慰藉心灵的需求可以试着用现代心理咨询替代，不失为一条可行方案。）
【贤佳】您说“我个人认为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愿望，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这是浅见。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教分离”，且很多比缅甸更安定、富裕，可见这愿景不是不可行的“乌托邦”。实现途径上，佛教出世解脱、“无我”慈悲的本旨教义不同于世俗利益思想，不可定执没有超越个人、教团现世短浅利益的高僧大德启蒙、引领众多佛教僧俗信徒，主动走向这条深远利益缅甸社会和佛教的愿景。即使这样的高僧大德很少，名望力量不足，现实的冲突困境也可能引发佛教界外部力量来推动走向“政教分离”、民族平等。
您说“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站位的代理者越多，矛盾和冲突应该越多”，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宜在多宗教、多民族国家仅用某一宗教、某一民族的代理来代理整个国家，否则难免导致政府与其他宗教、民族的代理严重冲突。正宜政教分离，各宗教教职人员代理各宗教，而国家政府在更高层面代理整个国家的所有宗教、民族，维护多宗教平等、民族团结，调和、平息宗教矛盾和民族冲突，这是相对更易大体和平安稳、共同繁荣之道。
“既然无宗教信仰者受教育程度高、智商高、犯罪率低，还不强迫其他人认同自己的信仰，那么是否我们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推行‘去宗教化’，能让社会更加发达”，这即是强迫其他人认同自己的信仰——不信任何宗教的现世利益信仰，难免引发争端乃至灾难。另外，宗教的作用不只是慰藉心灵，正如科学不只是让人吃喝玩乐，哲学、心理学也不只是慰藉心灵。
可参看：
《以史为鉴——苏联末期的错误宗教政策酿成恶果》（网易2017-09-03）
https://m.163.com/dy/article/CTDUM6TQ05149GKN.html
《中国宗教30年：从“文革禁止”到“信仰自由”》（凤凰网2012-03-27）
https://fo.ifeng.com/news/detail_2012_03/27/13470529_0.shtml
《论信仰的建立》
https://www.zhengxinfofa.org/3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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